一部中国现当代史，在空间序列上，即是一部城市与农村的互动史。上世纪２０年代，左倾机会主义者从苏维埃照搬而来的“城市中心论”，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惨遭挫折；是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道路最终破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难题，将人民政权送进了城市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“以农扶工”的国策不断抽取农业的“血液”来补充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，推动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进程，但城乡“二元结构”令同源于共和国胞衣的俩兄弟——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。　　 

    又一个甲申之年，农村、农业和农民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忽略农村即是在漠视中国历史的遗训，离开城市的“三农”是没有出路的“三聋”。现实在追寻出路，历史在凝视现实。现在，是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！中国农村之大，农民人口之多，举世无双，要９亿农民都遵循某一种模式去发展显然是不现实的，但这不等于说“三农”问题的解决，没有现实的可操作的实践模式。 所以，在这个特殊的春耕时节，我们深入上海、江苏、安徽、河北四省市的城乡，追梦、追寻、追问——城市如何握紧农村的手？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工ＶＳ城市：能用你的目光牵引我的脚步吗？　　 

    ３５岁的吴永新，安徽省五河县人。在上海杨浦区江湾镇的几家职业介绍所里，他已连续光顾了三天，但工作仍无着落。“听人说上海工作好找，就跟老乡来了，来了才知道我能干的活儿不知道哪儿要人；招人的岗位我技术又达不到要求，两头没着，悬了。”偏偏又逢连阴雨，吴永新没有伞，用裹棉被的塑料薄膜披在头上，走在雨里，不知往哪儿好。“出门只带了３００块钱，除掉路费，再闲着白吃，花不了几天了。”吴永新说，天下民工都一样，背起包袱出门最担心城里两件事:一是能不能找到活干，二是会不会被用工单位骗,许诺不算数，工钱被拖欠。　　　 

    但担心没能阻止民工们进城的脚步。毕竟，打工是现阶段农民增收中成本相对最低、风险最小、效益最好的切实可行途径——当一些地方的农民连土地都失去了时，只要健康的身体还在，他们就只得出卖最后的财富——力气或手艺。以皖北农业大县定远县为例，７６万农业人口中，有１／５在外打工。在当地农民的收入构成中，粮食、副业和打工的比例大约是1：3：6。这个县每年的打工收入在７.５亿元左右。所以，在它的县域经济发展规划中，劳务输出和养殖业、林业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。扩大到安徽全省，每年劳务输出实现收入在６００多亿元，相当于安徽全年的财政收入。在当地，有一种说法是：民工们在外创造了一个“流动的安徽”。非独经济欠发达省份如此，即便是在江苏，２００３年全省新增劳务输出７２万多人，农民人均劳务收入７３７元，增加１１０元，劳务增收占农民增收份额近一半，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。实践表明，当前抓住了劳务增收就抓住了农民增收的关键。　　 

    但横在民工“吴永新们”面前的难题：信息不畅、技术低下导致工作难找，由此形成的盲目性和无效性会侵蚀劳务增收的功能。记者在南京的劳务市场发现：一边是成群结队的进城民工苦苦等待，难以找到活干；一边是许多企业为找不到合适的员工而犯愁。“一些人没事干，一些事没人干”的原因无外乎两点：一是眼下的农村劳动力输出仍以“靠天吃饭”居多，靠自发组织或亲友带动，基本处于盲目转移、无序流动状态；二是民工缺乏起码的技能培训。　　 

    劳务的购买者在城市，“瓶颈”的突破自然离不开城市。与吴永新的家乡安徽五河县一水之隔的是江苏省沭阳县。沭阳民工王义贵与吴永新相比，“幸福多了”。３０冒头的他在苏南经济强县昆山的一家五金企业做工，进城、返乡有大巴接送，进厂前有统一培训，工资、劳保按合同办。“因为是挂钩的，我们很省心，把活干好就行，其他的不用管。”王义贵所说的“挂钩”指的是“南北挂钩，对口劳务协作”。自２００３年始，江苏省启动“５００万农民大转移工程”，每年确保新增劳务输出５０万人、力争输出７０万人，到２０１０年实现５００万农村富余人口转移就业的目标。政府鼓励工业经济发达、对劳动力需求量大的苏南地区，根据本地用工需要，与苏北、苏中等地农业人口富余、农民增收困难的市县挂钩，开展定向劳务培训和输出，所谓“北输南接”。　　 

    在苏南，昆山、苏州等１２个县市与苏北地区的徐州、淮安、盐城、宿迁、连云港５地对口挂钩。从２００２年起，昆山市成为有着１７４万余人的江苏人口第一大县、经济穷县沭阳的劳务合作对象，昆山的１１个镇与沭阳建立起对应的劳务输入与输出基地，沭阳为昆山的１５０家企业长期提供劳务配套。每年，昆山到沭阳举办的劳务招聘会不少于２场。今年２月初，昆山市组织３３家用人单位赴沭阳招聘，提供就业岗位信息７０００多个。２００３年，仅昆山市吸纳的苏北务工人员就逾１６万，差不多每５个外出民工中就有１人以上是“南北挂钩”的受益者。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农村ＶＳ城市：“农村的希望在于人要走出来，人走出来就活了”　　 

    “学得一技，终身受益；出去一人，全家脱贫。”王义贵说，这顺口溜在他的家乡家喻户晓。“南北挂钩”是政府推动，而“订单培训”则是多方参与、市场运作下，用城市的眼光牵引民工进城的脚步。政府方面，江苏省制定《２００４－２０１０年外出就业农民培训规划》，采用政府补贴与培训后输出挂钩、个人支付与财政补贴相结合的经费补贴方式，对所有有条件的农民进行一遍职业技能培训。今年，江苏省投入４０００万元专项资金，鼓励社会办学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劳动力转移订单式培训。每培训输出１人，政府奖励１００元。一些社会中介与用工企业建立合作型劳务公司，融技能培训、职业介绍、服务管理和权益维护为一体。他们对外出务工人员实行八包：即包教、包会、包安排工作、包拿到工资、包跟踪服务、包专车接送、包人身安全、对工厂不满意包调换工作。　　 

    “南北挂钩”和“订单培训”的模式大抵可概括为：南北沟通信息→服务公司和企业签合同→民工到服务公司求职登记→达成意向,民工和服务公司签合同→订单培训→包车,送民工入厂→民工打工/服务公司派驻人员日常管理、协调沟通→包车返乡。借此，劳务输出的组织化、产业化程度提高，针对性、实效性和就业稳定性增强。　　 

    骆万里是劳务输出的成功者。在上海等地的玻璃企业打工５年多，他除赚了些辛苦钱外，学到了一技之长、掌握一些商路，回乡创办了一个玻璃艺术品厂，如今年产值过百万。在他的家乡江苏省盐城，近年来呈现外出打工潮与返乡创业潮双流动的新格局。回乡创业者带动转移农村劳动力７万多人，带动比例为１：１１。按转移一个劳力增加年收入８０００元计算，一个四口之家人均就可因此增收２０００元。骆万里说，“打工棗致富棗创业棗富民”并非遥不可及，在江苏比比皆是。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说，农村的真正希望在于人要走出来，人走出来就活了——思想活了，谋生的手段活了，创业致富的欲望也就活了！　　 

    在拨亮农村的希望油灯时，城市——曾经以农村的膏油照亮前程的城市，是否该回馈一点油？！　　　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农业ＶＳ城市：用桌边的笑颜驱散田边的泪水　　 

    “三进三出呀，最终，我们还是退出了上海市场。”在安徽省安庆市农委副主任张勋民眼里，城市的门槛高难跨。他所说的“三进三出”指的是安徽农特产品太湖粉丝想进上海的大超市，但屡试屡败。安庆乃安徽农业大市、鱼米之乡，盛产香米、淀粉、绿豆等制作粉丝的上好原料。张勋民说，太湖粉丝色纯、味正、爽口在上海已有些口碑，但因为要交昂贵的超市进场费、货款结算周期拖得过长，而农产区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大多还处在起步阶段，本来资金就不很充裕，结算周期一长，资金周转就吃紧，没法做下去。所以，太湖粉丝前后尝试过三次，想挤进上海的超市，但最终还是给踢了出来，只得拿到菜市场零卖，品牌打不响，价格上不去，销量也大不了。“如果没渠道，再好的东西也别想打动城里人，而渠道掌握在城市手里。”张勋民说。　  

    发展农业必须聚焦城市，要走出中世纪以来即形成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，必须依托城市。苏北农业大县沭阳县委书记莫宗通说，农业发展到今天，主要市场在城市，主要资金在城市，农业的科技力量还是在城市，离开城市，农业就成了没皮的毛。沭阳县曾多年在江苏县域经济中“垫底”，多项经济指标居全省之末。２００３年，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３２６６元，６年来年均递增２２％。其功有赖发展“进城农业”。利用地处南北花卉更替带的地理优势，沭阳将“花木兴农”作为振兴农业的突破口。如今，全县栽种花木２５万亩，１０００多个花木大户家家有电脑，人人会上网获得信息。“中国园林网”和“中国花卉网”中沭阳农户创办的网站占到５０％以上。　　 

    记者了解到，被国家林业部评为首批“中国花木之乡”的颜集镇，还与南京农业大学联合创办了虞姬花木学院，开设园林绿化设计、市场营销等四个大专班，培训花农。这个镇还与中科院基因研究所合作，采用克隆技术，组培花木新品种。２００３年，全镇花木销售收入超过５亿元，销售百万元以上的大户就有３００多家。“花木女状元”林茂芝说，她用不到４年的时间，在北京、上海、西安等地建立了花木分销公司，拥有资产６００多万。昔日“穷县”，如今成为江苏花木第一县，年产值超千万元的花木实业公司就有１２家，并实现花卉出口创汇。在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次日，就有沭阳人跑到北京租地上千亩，种植花卉苗木，开拓奥运花卉市场。　　 

    念花经、发杨（树）财、抓菜篮，沭阳的“进城农业”让人看到希望的微芒。当农业这位贫家女捧出绿色之心欲与城市“恋爱”时，城市该如何“执子之手”？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农户ＶＳ农企：谁能让农户分享农产品的增值利润？　　 

    在高致病性禽流感流播期间，江苏省太仓市的肉鸡外销量由每天１０万只锐减到２万只，售价由每斤４元左右跌到每斤２元，最低时只有每斤１元。但疫情并没有让这里的２３００多家养鸡户受到太大损失。当地的养鸡户说，因为有太仓温氏家禽有限公司“托底”保护，至今没扑杀一只鸡，且饲养一只鸡依然能平均赚到１．３元到１．４元的利润。　　 

    太仓温氏家禽有限公司不养鸡，也不直接卖鸡给消费者。作为肉鸡产业的组织者，它主要负责６个环节：鸡种的选育、繁殖和苗鸡供应；饲料配方的研制、生产；防疫和药品供应；养殖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；成鸡收购和检验分级；市场信息收集、行情判断和批发。温氏公司办公室主任周勇说，公司负责产业链管理、综合配套、科技开发和成鸡批发，农民专事肉鸡饲养，运销大户负责肉鸡销售。农户只要每只鸡交付３到５元的合作基金，即可到公司开户养鸡。公司按时发放苗鸡、饲料、疫苗和药物，上门进行防疫、技术服务；农户按照公司的要求和标准组织生产。成鸡后，公司定期回收，每只鸡确保毛利在１．４元左右，农户可在预知利润的情况下放心养鸡。公司根据市场行情，将成鸡统一批发给运销户，运销户每运销一只鸡盈利在０．２至０．４元之间。农户根据提供成鸡的数量和等级与公司结算，一次性结清款项。农民预交的合作基金和温氏公司发放的苗鸡、饲料、药品等均按实际发生天数计算利息。　　　 

    记者采访发现，与大多农企不同，温氏公司的利润点不仅在养殖、销售环节，还在苗鸡、饲料、药品生产供应等产前综合配套环节。目前，温氏公司拥有农业部认定的４个疫苗生产基地中的一个，１０万吨的饲料加工厂２座，４０万套种鸡场３座，４０００万羽苗鸡孵化厂２座，日上市肉鸡１０万只的一级交易市场２座，技术服务部４个。以鸡饲料为例，按每吨赢利１０元计算，温氏公司一年仅此获利就在２００万元以上，而对于一个专业性的饲料厂而言，每吨１０元的利润水平是无法生存的。　　 

    正是在向前延伸农业供应链中，创造了产业整体运作的高效益，使得温氏公司与农户分享农产品在流通中产生的工商利润成为可能。２００１年上半年，温氏公司运行利润高出预算，当即二次分配利润，追加给农户每只鸡０．２元。养鸡户不仅在正常情况下可获得稳定的收入，在疫情、灾害爆发或者其他因素引起市场行情突变时，公司进行丰歉相补，承担主要风险。譬如２００１年６月，肉鸡市价大大低于成本价，温氏公司一个月亏损１６８万，但仍坚持按协议保护养鸡户和运销户的利益。今年暴发高致病性禽流感后，公司动用风险基金，坚持以每斤４到５元的价格保价收购，未将损失分摊到农户头上。　　 

    江苏省农业厅厅长刘立人分析说，目前我国农业效益低下、农民增收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产业体系分割，产业链短小、脱节，农业局限于单纯的种养环节；农民在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，很难分享到初级产品的增值利润。许多农业龙头企业之所以难与农民保持长期稳定的利益连接关系，与其只重视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利润，忽视了产业链整体的组织效率和效益很有关系。　　 

    谁来将农民组织起来，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，增强其抗风险能力？谁来让农户分享农产品的增值利润？这是个问题，一个单单由农民回答不了的问题——企业该做些什么？（完） 

    (记者 徐寿松 包永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