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海飞：农超对接尚须克服“瓶颈”
发布时间：2011-05-04 | 信息来源：人民政协网
访中商商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海飞
“此种现象过去被称作‘两头叫，中间笑’，人们普遍认为，流通环节是受益者，我认为把城乡菜价背离的板子都打在流通身上，可能并不客观，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。”面对当前“种菜难赚钱，买菜不便宜”怪现象中涉及的蔬菜流通环节，4月27日，中商商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海飞对本报记者表示。在他看来，城乡菜价背离的板子不能都打在流通“身上”。
多个主体与并非纯利
在刘海飞看来，要厘清流通环节是否暴利，首先要了解两个事实，即流通主体不是一个，而是多个；流通的加价并非纯利而是毛利。
“人们在谈论流通环节的时候，总是习惯性地把流通作为一个主体，拿来与农民这个主体做对比，认为农民才赚了两毛，而你流通环节赚了1.2元，你不是暴利是什么？其实我国的蔬菜流通并非一个环节，多数情况下存在着3、4个环节，因此存在多个主体，每个主体分别赚了几毛钱，而且是毛利不是纯利。什么是毛利？就是蔬菜卖出价和购进价之间的差价，当中包含了流通费用和税金，如果费用和税金之和与毛利相当，流通主体有可能根本没赚到钱。”刘海飞告诉记者，如果把流通环节分解开，用每个批发流通主体的纯利和农民的纯收入相比的话，在每一斤菜上批发商一般要比农民赚得少，这是有调查数据的，批发商是靠量盈利的。
流通环节是市场衍生的
蔬菜的批发环节多是客观存在的事实，这一点，刘海飞并不否认，但他认为，这么多的流通环节并非行政手段设置或人为设计的，而是市场自发形成，“市场自然有市场的选择。”
刘海飞告诉记者，北京作为销区城市就有一级批发市场——新发地，以及二级批发市场大洋路等。他曾经在一些社区菜场做过调查，发现在社区销售蔬菜的零售商都是去大洋路而不是新发地进货，尽管后者价格更低。
“我问他们原因，他们说新发地的菜价是比大洋路要低，但是加上运输费用、人工费用等，价格就差不多了，北京还有大货车的运输时段限制，如果加上时间成本或者违反规定被罚了款，那就远远不如在大洋路进货了！可见，蔬菜批发环节的多少不可人为地认定，要尊重市场规律。”刘海飞说。
零售端加价高有其必然性
刘海飞告诉记者，在蔬菜的所有流通环节中，零售终端是加价率最高的，甚至存在翻上几倍价格出售的情况，这在近年来被称作“最后一公里”现象。
“这几方面因素有很大关系。”刘海飞说，蔬菜是鲜活农产品，由于存在产品腐坏或者落市蔬菜有一些不能销售的情况，一般100斤蔬菜能售出70斤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因此，要保证利润，就要在最初蔬菜新鲜时卖出较高价钱，把后期可能出现的损失弥补回来。而去年以来住房市场的调控，使一大批厂房资金转入商业地产，从而也带动了零售端摊位租赁费用的增加，这也必然会加在菜价上。
“另外，蔬菜零售商贩基本都是外地人员，担负住房、养家的重大压力。各地农贸市场缺乏菜价竞争，也导致了菜价缺乏弹性。”刘海飞表示，零售终端加价高的原因最值得关注，应当作为政策的着力点，而不宜把注意力分散在批发各个环节。
刘海飞认为，今年的蔬菜情况具有特殊性。由于气候的反常，北方温度偏高，使得本应南北错季收获的圆白菜等在南方北方同时上市，而由于去年菜价偏高，多数农民在今年扩大了种植面积，此外，也确实存在早先有人囤积蔬菜，看到菜价不好急于出售的情况，“所有这些因素的‘碰头’就导致了蔬菜供应量的激增，一时供大于求，收购价格暴跌。”
农超对接尚存“瓶颈”
此次有关菜价的讨论以及对流通环节繁多的指责，使农超对接这一农户与零售商直接合作的方式受到极大推崇。刘海飞也认为，农超对接是最大限度减少环节降低菜价的好办法，会使农户、商家和消费者都从中得到实惠，但从目前的情况看，要普遍实现农超对接还存在一定的困难。
刘海飞表示，农民和超市都成为组织的经营者是实现农超对接的前提，连锁超市的组织性强，经济实力强，而农民都是散户，这就会使连锁超市在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，而菜农一家一户的力量也满足不了连锁超市巨大的蔬菜数量需求。
“采用农村合作社的形式会好些，但现在我国农村合作社的规模普遍较小，多数只是农户生产、销售的一个松散联盟，而且多数农村合作社并非经营主体，没有工商注册，这就引出了农超对接的另一个难点——谁来给超市开增值税发票？”
刘海飞介绍说，增值税是进项税和销项税的差值，如果购进蔬菜时没有增值税发票，超市就不能抵扣税款，税负会大大增加。“试想一下，这样的话，哪个超市会有农超对接的积极性？现在很多超市都是找第三方代开税票，但代开方是要收取费用的，而且要花大量精力，这部分成本最终还是会体现在菜价上。”
“我认为要实现农超对接，首先要大力发展规模化的农业合作社，提高农民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议价能力。解决税票的难题，我认为干脆食用农产品不要再搞增值税了，这样也就不存在抵扣税问题了。”刘海飞最后说。
